第五十三章（2 / 3）
“好啊，说的那些，还都是真话。”维克多-亨利说。“我现在必须去机场了。韬基，帕米拉有很重要的消息。”
塔茨伯利中间插了一手，使去前线的事遇到一些困难。外交部哼哼哈哈，不给明确的答复。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格仍然陷在莫斯科无事可做。大使和使馆人员对维克多-亨利很冷淡，因为他是从华盛顿硬挤进来的，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祸害。有一次他偶尔到斯鲁特的办公室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对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
“嗨，我的儿媳妇在你桌子上干吗？”帕格说。在银镜框里的娜塔丽微笑着，比现在年轻一些，胖一些，头发上挽着一个不合适的发髻。
“呵！是听，这是娜塔丽。”斯鲁特大笑。“你认为拜伦会介意吗？她很久以前给我的，我仍然喜欢她。你去前线的事怎么了？按照德国人现在来的这股势头，你走不了多远，嘻，嘻。”
“天知道，”帕格说，感到这个人情绪不好。“也许去不成啦。”
后来才知道主要的困难是帕米拉。她的父亲要求带她一起去，说没有她，他没有办法。以后他把申请撤回来，但外交部已经把三个人的名单送到经办这件事的一个不清楚叫什么的高级机关去了，不能撤回来重新办理。当帕格与罗索夫斯基再碰到或是电话联系时，他渐渐不象以前那么友好了。
“我亲爱的亨利上校，到时候你就会得到通知。苏联现在还有别的同样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因此，帕格就逛大街，观察莫斯科的变化。到处都是新的红黑色的招贴画，动员人们志愿参加工作。这种粗线条的社会主义漫画，画的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农妇挥动刺刀，指向面孔象希特勒的蜘蛛、蛇或狼狗。到处都是一队一队穿着不整齐、背着铁锨洋镐的劳动大军；挤满了儿童的卡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尽管连日大雨，食品店门口一直排着长龙。街上已经看不到士兵和马拉的车了。在湿透了的帽子和披肩下面，街上一群一群高颧骨的白种人的脸看来与以往不同了。人们皱着眉头，带着询问的眼光，匆匆地走过，斯拉夫人冷淡无动于衷的表情已经看不到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德国人越是快来了，莫斯科人看上去就越象纽约人。
罗索夫斯基终于往旅馆给亨利打电话了，他的声音很兴奋。“好啊，上校，明早天一亮行吗？请到外交部来，穿暖一点，带上雨衣和好靴子，准备去三四天。”
“好。那姑娘也去吗？”
“当然。”听这个俄国人的口气好象有点惊奇，同时也有点不高兴。“问题就是她。我们愿意完全按照您的愿望安排，但办起来真不容易。我们俄国姑娘经受战争环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外国女士们就吃不了这个苦。尽管如此，我们都认识塔茨伯利小姐，她长得很漂亮，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忠实的友谊。一切都安排好了。”
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计较这种开玩笑的、甚至有点象嘲笑的语调，没再辩解。“很感谢，我准时到。”
他们从莫斯科冒雨向南行驶，整个早晨都跟着隆隆之声不断的一长列军用卡车前进，只有到一个截击机场参观时才停下来。机场就在首都城外的森林里，巧妙地掩蔽着。这辆小黑轿车，俄制m－1号，外表和机器声音都很象一九三年的福特车，车小人挤，特别是车厢里还放着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箱子、纸包等。大约走了一百英里，陪同他们的主人建议停下来伸伸腿，吃午饭。这是一个面色温和、戴眼镜的坦克兵上校，有个不常见的名字，叫鲍弗里-安菲季耶特洛夫。在这里他们才第一次听到德国的炮声。
驾驶员是一个身材魁伟、红胡子修得很短、不爱讲话的士兵。他把车子开进一条古树成行的岔道。车子在收割干净的田地与桦树丛林间转来转去，远处可以看见两间白色的乡间房子。最后到达野树林的尽头，进入一个阴暗的小巷。他们下了车，上校带着他们沿着小道来到一个树荫下面长着草的小坟堆前，坟前放着鲜花圈。
“噢，你们知道，这是托尔斯泰的乡村领地，”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里叫雅斯纳雅-波良纳。那里是他的坟。因为路过这里，我想你们可能对此有兴趣。”
塔茨伯利望着低矮的坟堆，带着他很少有的那种肃穆的语调说：“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没有碑？”
“他让这样做，他说：‘把我埋在树林里，埋在我童年时代与尼古拉哥哥做绿棍游戏的那块土地下，’“安菲季耶特洛夫低沉的声音听起来粗犷而响亮，压过了从黄叶滴下的雨水声。
维克多-亨利仰首侧耳，眼睛瞧着上校，他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不规则的轻微重击声，就象雨水滴在草上一样。上校点点头。“是啊，风向顺的时候，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啊，炮声？”塔茨伯利说，显得十分镇静。”
“是的，炮声。怎么样，吃一点东西吧？托尔斯泰工作过的屋子很有意思。不过目前不开放。”
有胡子的驾驶员把午餐放在背着坟堆的长凳上。他们吃了黑面包、蒜味很浓的香肠和生黄瓜、喝没有冰镇的啤酒。没有人讲话，雨声滴沥不止，远处公路上的军用卡车声不断，隐隐约约还听到远方的炮击声。帕米拉打破了沉默。“那里的花是谁放的？”
“管理人员吧，我想，”坦克兵上校说。
“德国人永远也到不了这么远，”她说。
“是啊，这是一种虔诚的思想，”上校说，”我想他们也到不了这里，不过雅斯纳雅-波良纳不是一个固守的地方，因此伟大的托尔斯泰和所有我们这些俄国人现在都得冒同样的风险。”他微笑着，露出红色的牙床，看起来没有一点温和的样子。“不管怎样，德国人无法再杀死他了。”塔茨伯利说：“他们读他的书时，应该好好想一想。”
“这还有待于我们来证明。但总有这一天。”
云层里露了一会儿阳光，鸟儿开始歌唱。维克多-亨利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一起坐在长凳上，阳光透过黄叶象舞台灯光一样全照在姑娘身上。她穿着灰色长裤，裤脚塞在白色带毛的雪靴里，还穿一件羊支短外衣，戴着帽子。
“你老看着我干嘛，维克多？”
“帕姆，我从来没有参观过托尔斯泰的墓，当然也不曾和你一起来过，但我发誓我要记住这一切，尤其是你那么好看地把帽子稍偏一点戴着。”当她把手伸到她的帽子边时，他又加了一句：“我本来要对你说你应该举起你的手，太阳会使你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她伸直了手指，看着钻石。“为这个，台德和我还吵了一小架。他送给我的时候，我还没有下决心戴它哩。”上校喊道：“好吧，海军上校，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在大道上，黑色小轿车挨在拥挤的运输洪流的边上，向炮响的方向前进。公路上挤满了卡车，一行开往前线，一行往回走。大胡子的男人，粗壮的晒黑的妇女在绵亘的桦树林之间的田野里工作，一眼也不瞧公路上的车子，儿童们也不理睬军事运输，自己在公路附近玩。在一些小村庄里，小木头屋子外面晒着衣服，木头房子的窗户都油漆成彩色。维克多-亨利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离莫斯科越远，靠前线越近，俄国人看来越正常、越平静。他们后面的首都忙乱成一团。就在城外，妇女、儿童、戴眼镜的文弱书生——职员、记者、学校教师等——忙乱地在那里挖反坦克壕沟，堆置无数钢筋洋灰的障碍物。在这条防线以外，就是平静的森林和田野，绵亘不断的青松翠柏，秋色四溅。只是沿公路为卡车修的防空隐蔽处——在森林里清理一块地方，砍些常青树枝作掩护——才看到一点敌人入侵的景象。 ↑返回顶部↑
塔茨伯利中间插了一手，使去前线的事遇到一些困难。外交部哼哼哈哈，不给明确的答复。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格仍然陷在莫斯科无事可做。大使和使馆人员对维克多-亨利很冷淡，因为他是从华盛顿硬挤进来的，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祸害。有一次他偶尔到斯鲁特的办公室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对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
“嗨，我的儿媳妇在你桌子上干吗？”帕格说。在银镜框里的娜塔丽微笑着，比现在年轻一些，胖一些，头发上挽着一个不合适的发髻。
“呵！是听，这是娜塔丽。”斯鲁特大笑。“你认为拜伦会介意吗？她很久以前给我的，我仍然喜欢她。你去前线的事怎么了？按照德国人现在来的这股势头，你走不了多远，嘻，嘻。”
“天知道，”帕格说，感到这个人情绪不好。“也许去不成啦。”
后来才知道主要的困难是帕米拉。她的父亲要求带她一起去，说没有她，他没有办法。以后他把申请撤回来，但外交部已经把三个人的名单送到经办这件事的一个不清楚叫什么的高级机关去了，不能撤回来重新办理。当帕格与罗索夫斯基再碰到或是电话联系时，他渐渐不象以前那么友好了。
“我亲爱的亨利上校，到时候你就会得到通知。苏联现在还有别的同样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因此，帕格就逛大街，观察莫斯科的变化。到处都是新的红黑色的招贴画，动员人们志愿参加工作。这种粗线条的社会主义漫画，画的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农妇挥动刺刀，指向面孔象希特勒的蜘蛛、蛇或狼狗。到处都是一队一队穿着不整齐、背着铁锨洋镐的劳动大军；挤满了儿童的卡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尽管连日大雨，食品店门口一直排着长龙。街上已经看不到士兵和马拉的车了。在湿透了的帽子和披肩下面，街上一群一群高颧骨的白种人的脸看来与以往不同了。人们皱着眉头，带着询问的眼光，匆匆地走过，斯拉夫人冷淡无动于衷的表情已经看不到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德国人越是快来了，莫斯科人看上去就越象纽约人。
罗索夫斯基终于往旅馆给亨利打电话了，他的声音很兴奋。“好啊，上校，明早天一亮行吗？请到外交部来，穿暖一点，带上雨衣和好靴子，准备去三四天。”
“好。那姑娘也去吗？”
“当然。”听这个俄国人的口气好象有点惊奇，同时也有点不高兴。“问题就是她。我们愿意完全按照您的愿望安排，但办起来真不容易。我们俄国姑娘经受战争环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外国女士们就吃不了这个苦。尽管如此，我们都认识塔茨伯利小姐，她长得很漂亮，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忠实的友谊。一切都安排好了。”
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计较这种开玩笑的、甚至有点象嘲笑的语调，没再辩解。“很感谢，我准时到。”
他们从莫斯科冒雨向南行驶，整个早晨都跟着隆隆之声不断的一长列军用卡车前进，只有到一个截击机场参观时才停下来。机场就在首都城外的森林里，巧妙地掩蔽着。这辆小黑轿车，俄制m－1号，外表和机器声音都很象一九三年的福特车，车小人挤，特别是车厢里还放着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箱子、纸包等。大约走了一百英里，陪同他们的主人建议停下来伸伸腿，吃午饭。这是一个面色温和、戴眼镜的坦克兵上校，有个不常见的名字，叫鲍弗里-安菲季耶特洛夫。在这里他们才第一次听到德国的炮声。
驾驶员是一个身材魁伟、红胡子修得很短、不爱讲话的士兵。他把车子开进一条古树成行的岔道。车子在收割干净的田地与桦树丛林间转来转去，远处可以看见两间白色的乡间房子。最后到达野树林的尽头，进入一个阴暗的小巷。他们下了车，上校带着他们沿着小道来到一个树荫下面长着草的小坟堆前，坟前放着鲜花圈。
“噢，你们知道，这是托尔斯泰的乡村领地，”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里叫雅斯纳雅-波良纳。那里是他的坟。因为路过这里，我想你们可能对此有兴趣。”
塔茨伯利望着低矮的坟堆，带着他很少有的那种肃穆的语调说：“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没有碑？”
“他让这样做，他说：‘把我埋在树林里，埋在我童年时代与尼古拉哥哥做绿棍游戏的那块土地下，’“安菲季耶特洛夫低沉的声音听起来粗犷而响亮，压过了从黄叶滴下的雨水声。
维克多-亨利仰首侧耳，眼睛瞧着上校，他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不规则的轻微重击声，就象雨水滴在草上一样。上校点点头。“是啊，风向顺的时候，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啊，炮声？”塔茨伯利说，显得十分镇静。”
“是的，炮声。怎么样，吃一点东西吧？托尔斯泰工作过的屋子很有意思。不过目前不开放。”
有胡子的驾驶员把午餐放在背着坟堆的长凳上。他们吃了黑面包、蒜味很浓的香肠和生黄瓜、喝没有冰镇的啤酒。没有人讲话，雨声滴沥不止，远处公路上的军用卡车声不断，隐隐约约还听到远方的炮击声。帕米拉打破了沉默。“那里的花是谁放的？”
“管理人员吧，我想，”坦克兵上校说。
“德国人永远也到不了这么远，”她说。
“是啊，这是一种虔诚的思想，”上校说，”我想他们也到不了这里，不过雅斯纳雅-波良纳不是一个固守的地方，因此伟大的托尔斯泰和所有我们这些俄国人现在都得冒同样的风险。”他微笑着，露出红色的牙床，看起来没有一点温和的样子。“不管怎样，德国人无法再杀死他了。”塔茨伯利说：“他们读他的书时，应该好好想一想。”
“这还有待于我们来证明。但总有这一天。”
云层里露了一会儿阳光，鸟儿开始歌唱。维克多-亨利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一起坐在长凳上，阳光透过黄叶象舞台灯光一样全照在姑娘身上。她穿着灰色长裤，裤脚塞在白色带毛的雪靴里，还穿一件羊支短外衣，戴着帽子。
“你老看着我干嘛，维克多？”
“帕姆，我从来没有参观过托尔斯泰的墓，当然也不曾和你一起来过，但我发誓我要记住这一切，尤其是你那么好看地把帽子稍偏一点戴着。”当她把手伸到她的帽子边时，他又加了一句：“我本来要对你说你应该举起你的手，太阳会使你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她伸直了手指，看着钻石。“为这个，台德和我还吵了一小架。他送给我的时候，我还没有下决心戴它哩。”上校喊道：“好吧，海军上校，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在大道上，黑色小轿车挨在拥挤的运输洪流的边上，向炮响的方向前进。公路上挤满了卡车，一行开往前线，一行往回走。大胡子的男人，粗壮的晒黑的妇女在绵亘的桦树林之间的田野里工作，一眼也不瞧公路上的车子，儿童们也不理睬军事运输，自己在公路附近玩。在一些小村庄里，小木头屋子外面晒着衣服，木头房子的窗户都油漆成彩色。维克多-亨利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离莫斯科越远，靠前线越近，俄国人看来越正常、越平静。他们后面的首都忙乱成一团。就在城外，妇女、儿童、戴眼镜的文弱书生——职员、记者、学校教师等——忙乱地在那里挖反坦克壕沟，堆置无数钢筋洋灰的障碍物。在这条防线以外，就是平静的森林和田野，绵亘不断的青松翠柏，秋色四溅。只是沿公路为卡车修的防空隐蔽处——在森林里清理一块地方，砍些常青树枝作掩护——才看到一点敌人入侵的景象。 ↑返回顶部↑